原迷玄樂隊、病蛹樂隊吉他手，現痛苦的信仰樂隊吉他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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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不想遺忘
【北京晚報】痛仰：兩代搖滾兩重際遇
2008-11-10
這次採訪“痛仰”樂隊，是因為他們在新專輯《不要停止我的音樂》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他們的音樂形式從激烈、暴戾的“重型說唱”變為旋律優美的吟唱。歌詞也從充滿批判、煽動性的口號內容變為反映自省和個人思考。比如，之前他們吼的是“不用相信規矩！不用相信貴賤！不用相信權威！（《不》）”；現在唱的卻是“再也沒有留戀的斜陽，再也沒有倒映的月亮（《西湖》）。”之前他們吼的是“質問你懦弱的源泉，你的熱血哪去了！（《這是個問題》）”；現在唱的卻是“華麗的外衣全部都會褪去，但請不要停止我的音樂。”因為這些，他們一方面被部分老歌迷斥為“像許巍那樣投降了”，另一方面他們被新的流行聽眾接受。甚至，他們詩情畫意的新歌《西湖》作為電臺主推流行曲被反復播放。媒體普遍認為，如果運作成功，“痛仰”將繼許巍、汪峰、謝天笑之後成為又一個將影響力從搖滾圈擴大到主流領域的藝人。
北京的搖滾演出不僅每週都有，而且好演出時常“撞車”。相比文化產業中的流行歌曲部分，原創搖滾更加受到國外觀眾、媒體、品牌的關注。惠普、摩托羅拉、李維斯、麥克塞爾等品牌對北京音樂節、樂隊大賽等的長期贊助就是例證。但在這種“越來越火”的形勢下，並不是所有參與其中的音樂人都安枕無憂。甚至，他們與幾年前一樣仍然在“窮搖——
“窮搖一代”
遭遇“跑車一代”
“痛仰”和“左右”是當前北京搖滾圈裡廣義“新金屬”風格的代表。雖然更多的聽眾會覺得他們還是“新人”，但實際上他們已分別成立10年和4年——“痛仰”的成員多是“70後”，“左右”樂隊則是“85後”。
“痛仰”與謝天笑、蘇陽、新褲子等同屬於中國第三代搖滾人（第一代崔健等；第二代唐朝、黑豹、張楚、何勇等）。“左右”們則是視“痛仰”為前輩、偶像的最新一代樂隊。
10月25日，兩支樂隊湊巧同時舉行新專輯上市的演出。演出結束時，地鐵已經停運。“痛仰”樂隊的主唱高虎似乎不願支出從星光現場“打的”回通州暫住地的這筆花銷，最後他搭朋友的順風車回了家——事實上他對這套房子的租住能力也近枯竭。高虎已經決定11月中旬就退租，然後去雲南“避難”——雲南的生活消費要比北京低很多。而在這場演出前，從1999年成立就一直陪伴高虎的同鄉、樂隊元老、貝司手張靜突然離隊，宣稱要換另外一種生活。據一位樂隊友人說，張靜做樂隊以來一直沒有找工作，如今年過三十，沒有結婚。家庭、社會各種壓力可想而知。“他熱愛的搖滾並沒有為他帶來基本生活保障，這可能是他突然離隊的主要原因。”
與此同時，“左右”樂隊的散場情景則又酷又帥。這支6人樂隊中有5位都擁有自己的汽車。除了馬自達3、福特福克斯、大眾高爾改裝版等車型外，樂隊主唱張顧衛的車最“拉風”——他的三菱EVO-9型跑車當晚停在MAO門口吸引了所有路人的關注。而張顧衛的夢想就是成為“中國第一個開‘蘭博基尼’跑車的搖滾人”。
“痛仰”作為“窮搖一代”似乎有些命運弄人。他們視唐朝等樂隊為偶像，並被1994年前後國內搖滾大好形勢影響。但到他們成立樂隊的1999年前後，國內搖滾商業氣候已由盛而衰。1998年“樹村”開始聚集地下搖滾樂手。到2003年拆遷前，“痛仰”、“夜叉”、“病蛹”等在此“窮搖”、“死磕”的樂隊漸成新一代搖滾偶像。此後，“痛仰”們駐進新的“搖滾村”霍營，繼續“窮搖”。直到2007年底霍營改造，眾樂隊遷走。而2004年之後，獨立電影逐一浮出水面，獲得了資本青睞；現代藝術也通過海外資金開始紅日當頭；只有地下搖滾“死”得悄無聲息。2008年，中國搖滾迎來了新的變革，像“左右”、“刺蝟”、“Carsick Cars”、“卡奇社”這樣的“85後”、“90後”樂隊突然崛起（從樂隊名字就可以看出兩代人的不同狀態），受眾開始具有消費能力並往年輕化傾斜。而“痛仰”們依然沒有工作，繼續無法從音樂事業中得到生活保證，搞到樂手退出、主唱“下鄉”。
對話高虎：
再也不想向親朋求援度日
對於旋律，其實是我很早就想要的。我們之間出的兩張唱片，我的家裡人都是不聽的。我希望有一天他們和更多的人都能聽一聽，讓搖滾圈外的人也能接受我的音樂。以前我做音樂很追求“最新的”、“跟世界同步的”，忽略了音樂表層下的東西。我們第一張專輯內容很憤怒，但那是我之前10年生活的總結，我在最需要表達的時候表達過了，就足矣了。我不想讓這總結像商標一樣貼在我身上，不希望它一直延續，我需要表達最新的我。其實我知道聽眾都喜歡《不》那樣的歌，刺激。而我做這種歌也很快，可以做上一批。但我只希望每個時期都尊重自己內心最想表達的內容（記者注：這句話與許巍對“新專輯沒有改變”的回答幾乎一樣）。
2006年我們進行了一次全國巡演，遊歷了50多個城市。這次巡演和2007年我一個人去旅行對新專輯的改變影響很大。去年，我一個人去了新疆、西藏、尼泊爾、雲南。在新疆的時候我跟一些玩音樂的朋友聚在一起。飯桌上每個人都彈唱一首歌。輪到我的時候我突然覺得特別難受，雖然我會唱很多歌，但那些都不是我最想要的心裡的表達。這讓我對新的創作有了方向的改變。後來我們回到北京。在2008年的大年三十，我一個人待在北京的房子裡，窗外都是煙花，我抱著吉他、翻著幾十本幾年來記錄的素材，開始創作這張新專輯的歌曲。
對於新歌，其實萊昂納多•科恩、鮑勃•馬利對我的影響很大。在中國做搖滾樂，只有第一批“老炮兒”的生活能實現自給自足。之後的絕大多數還是“窮搖”。這個狀態本身就很容易讓樂隊的作品充滿絕望、無奈、憤怒。但這不代表這就是搖滾樂的全部。在我迷茫的十字路口，絕望的時候，不是金屬、朋克，而是鮑勃•馬利那樣的音樂給了我力量，讓我覺得人生有意義。所以我也希望能帶給別人溫暖、向上的東西。
說到生活狀態，我們圈很多人都會很慚愧。比如我從開始做樂隊到今天，一直都是在靠朋友、家人的接濟。音樂不能養活自己，生活中又有太多窘境要去面對，而且這個現實短期內還改變不了。所以我馬上就要在北京呆不下去了。我告訴自己再也不能向親戚朋友去張口要了。所以我要去雲南，借機安靜安靜，整理一下我的新歌。真正的光亮還是需要自己內心去點燃的。我覺得我有幸選擇了搖滾的生活，我內心有很多東西要去表達，還有很多很好的旋律在我腦海中，我還要把它們都唱出來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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